“官井之水涌沧波，黄花逐浪纷飞梭。网师得鱼健吹螺，船头集市相肩摩……”古籍记录《官井洋石首歌》，形象描写了当时渔民捕捞大黄鱼的盛况。然而，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敲罟渔法和20世纪70年代的越冬场大围捕，导致东海大黄鱼资源枯竭濒临灭绝。

　　从一度濒危到重回百姓餐桌，而今大黄鱼已连续7年蝉联我国养殖规模最大和产量最大的海水鱼类，2020年全国大黄鱼养殖产量超过25.4万吨。

近乎灭绝的悲歌往事

　　三月的闽东，山茶正开，花姿丰盈，交相争艳。

　　“20世纪70年代的2次大围捕，直接导致大黄鱼形不成鱼汛！”在大黄鱼获得重生的过程中，刘家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业界誉为“大黄鱼之父”，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家富，谈起大黄鱼来仍是思维清晰、逻辑严谨：“大黄鱼悲歌要从1973年吕泗洋中心渔场的大围捕说起……”

　　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大黄鱼年均捕捞量约12万吨。1973年冬，全国5000多对机动大围网船在吕泗洋中心渔场捕捞越冬大黄鱼25万吨以上，围捕产量是过去年平均产量的2倍多。当地老人回忆，当年的大黄鱼“丰收”后，黄鱼多得在三都岛上只要几分钱一斤。家家户户大黄鱼该腌的腌、该晾干的晾干，做成黄鱼鲞方便长期保存。鱼鳔丢在土墙上晾干，糊了一墙的鱼鳔春节取下来做成糨糊贴春联。

　　也正是那一年的大黄鱼“丰收”，直接导致1974年浙江舟山传统产卵渔场形不成春汛。

　　另一次是1979年冬，机动大围网在闽江口外作业，歼灭式围捕越冬大黄鱼6万吨以上，再一次导致第二年进官井洋产卵场产卵的大黄鱼锐减。自此以后，进产卵场的大黄鱼越来越少，大黄鱼在东海海域再也没有形成鱼汛。

　　曾几何时，金灿灿的大黄鱼，是大自然馈赠给三都澳沿海渔民的口粮。官井洋的老渔民回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鱼汛，海面上都有千余对小船在官井洋海域捕捞大黄鱼。丰收之时，浮起的大黄鱼将网顶出水面，站上三四人而不沉。

　　竭泽而渔，则明日无鱼。特殊年代为了填饱肚子，长期高强度捕捞导致东海大黄鱼资源枯竭，不仅影响了沿海无数渔民的生计，也使海洋生态遭到难以修复的破坏，“官井洋、半年粮”成了渔民们永远的记忆。

　　1940年出生在福建省连江县一个小渔村、1970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的刘家富，次年被分配到连江县水产技术推广站渔场指挥部，从事东海渔场机动大围网船队的渔场渔情工作。他调侃道：“我的工作就是指挥渔民怎么捕鱼。”

　　亲历了大黄鱼的围捕，目睹了产卵场的无鱼，感触了渔民们的悲叹，刘家富凭着基层科技工作者的职业担当和危机感，萌生了开展人工繁育、拯救大黄鱼资源的设想。从1973年的大围捕之后，他就开始查阅技术资料，收集鱼类标本，系统学习大黄鱼养殖和繁育技术。

　　“1980年主动申请调到宁德地区水产技术推广站，工作从负责捕捞转变成搞养殖增殖技术推广。”带着几大缸海水鱼标本及相关资料，刘家富走进新单位转换新角色开始新工作。“没有经费，没有场地，有的只是责任和热情。”刘家富多次呼吁立项研究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

　　“1985年春，福建立项进行‘大黄鱼人工育苗初试’，经费1万元。”在缺少资料、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刘家富和郑智鹰、柯才焕等科技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技术攻关之路。他们探索采捕临产亲鱼的最佳海区、渔具、时限及雌雄亲鱼选择等关键技术，分五批从官井洋中采捕大黄鱼进行海上人工授精，获得了十分珍贵的受精卵，通过室内人工育苗，育出了平均全长21.9毫米的大黄鱼苗7343尾，首获大黄鱼人工育苗成功。

　　1986年，原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福建省科委正式将“大黄鱼人工育苗量产及其增养殖应用技术研究”作为“七五”计划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研究人员以时不我待的科研精神攻破了一系列国内外首创的关键技术。“1987年5月，首次实现完全人工催产、自然产卵，成功从1万多颗卵中培育出100多尾全人工的亲本鱼苗。”这次育苗被刘家富认为是一次完全的技术突破。

　　1990年，刘家富的大黄鱼人工繁殖与育苗综合技术逐步成熟，当年实现全人工批量育苗104万尾，圆满完成“七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任务。

　　大黄鱼人工繁育技术虽然成功了，但总体生长慢，多数人认为大黄鱼养不大、无养殖开发前景。刘家富却从个别生长快的大黄鱼上看到了养殖潜力，并写报告呼吁开展养殖技术深化研究。

　　他向原中共宁德地委呈送《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争取支持，很快得到批示。“这不但为我们完成全人工批量育苗科技攻关增添了信心与力量，还为大黄鱼养殖技术深化研究提供了思路与资金支持。”刘家富回忆道。

　　1996年，宁德兴起了大黄鱼育苗与养殖热，福建省成立了大黄鱼养殖产业化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队，先后举办了全国及全省大黄鱼养殖技术培训班。担任省技术服务队队长的刘家富婉拒了多家育苗企业的高薪聘请，坚守岗位继续大黄鱼养殖产业的科研和推广。

用技术放流梦想

　　海洋孕育了生命，海洋生态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大黄鱼的重生凝聚了几代科技工作者的艰辛付出。

　　大黄鱼人工繁育养殖技术20多年的不断推广应用，让曾经渔业资源枯竭的三都澳海域成为我国最大的大黄鱼养殖基地。刘家富夙愿得偿，大黄鱼重新回到了普通中国人的餐桌上。然而，伴随着大黄鱼养殖业高速发展，大黄鱼育种创新、“育繁推”体系建设和野生种群恢复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产业有需求，种业有响应！”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教授、大黄鱼育种（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鹏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我们采用基因组选育技术获得的‘宁抗1号’大黄鱼新品系苗种，在抗虫性状和成活率方面都显著提升，已经培育出2000多万尾。”徐鹏认为，以刘家富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突破了大黄鱼人工授精、室内育苗技术，使大黄鱼人工养殖技术在我国得到快速推广和应用，解决了群众没有鱼吃的难题。随着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本的快速下降，大黄鱼遗传学和遗传育种研究也迈入到基因组时代。

　　“遗传育种漫长而艰辛，受到多种条件制约。”徐鹏介绍，虽然我国系统化的大黄鱼良种选育工作开展较晚，但目前通过国家审定的“闽优1号”“东海1号”和“甬岱1号”等3个大黄鱼新品种还远不能满足大黄鱼产业发展的需求。

　　2019年，徐鹏团队又完成了国际上首个大黄鱼高通量基因芯片，随后又陆续开发出大黄鱼基因组育种液相芯片，目前已经在福建、浙江、上海、广东等9家育种科研机构和企业推广。

　　“大黄鱼养殖阶段的主要病害是内脏白点病、白鳃病、体表白点病，导致养殖成活率低，养殖户损失大。”农业农村部东海海水健康养殖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志勇介绍，国内目前每年育苗场大概培育出35亿尾以上可销售大黄鱼苗，养成商品鱼只有6.4亿尾左右，实际养殖成活率平均不足20％。

　　宁德三都澳海域有3万多亩的海面，集中了全国80％的大黄鱼产量。过密养殖、特殊地理位置导致海水交换差，加之冰鲜杂鱼饲喂等原因造成大黄鱼病害严重，死亡率高。王志勇认为，大黄鱼是广食谱的肉食性鱼类，大量鱼苗、幼鱼死亡进入养殖海区再被大黄鱼吃掉，这样往复容易引起恶性循环，最大的危害是破坏环境。

　　王志勇1998年从日本留学归来以后，投身大黄鱼遗传改良研究从未间断。他领衔的科研团队经过10年5代培育，于2010年12月评审通过“闽优1号”大黄鱼。“闽优1号”大黄鱼的生长速度、成活率分别提高23.9％和13.7％。

　　他的团队首次绘制出大黄鱼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谱，并给大黄鱼做了9000条全基因组测序，建立了国内最大的大黄鱼基因组数据库。

　　“目前，我们致力于通过基因组选育方法提高大黄鱼的抗病性，同时兼顾大黄鱼的抗流能力和低动物蛋白饲喂等多种性状。”王志勇建议，禁用或少用冰鲜杂鱼饵料饲喂大黄鱼，实施多营养层级复合生态养殖，通过改善养殖海区环境促进生态修复。同时，要向陆上甚至内陆发展，是大黄鱼养殖业发展的一条重要出路。

　　围捕越冬大黄鱼导致东海渔场资源枯竭，至今让刘家富痛心不已，逐步恢复大黄鱼的野生种群是他另一个未了夙愿。为此，他提出持续加大大黄鱼增殖放流。

　　无独有偶，研发深水抗风浪网箱助力大黄鱼养殖产业升级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简称东海所），也对大黄鱼增殖放流做了深入研究。

　　近年来，东海所科研人员在研究调查分析基础上，绘制出其洄游路线图，界定了大黄鱼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范围；针对东海区大黄鱼增殖放流提出适用苗种种质技术参数；依据耳石元素指纹分析原理，研建了小规格苗种可携带的石标记实现大黄鱼增殖苗种的规模化终生标记，同时开展了大黄鱼增殖群体全生活史过程跟踪监测评估。

　　3年来，他们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增殖放流大黄鱼5000余万尾，开展了标志回捕监测，服务大黄鱼天然资源养护。

　　象山渔民一网捞出2450公斤大黄鱼的新闻令刘家富高兴不已。“说明国家持续开展的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和增殖放流，有力推动了海洋渔业资源修复。”刘家富认为，“东海大黄鱼资源虽有恢复迹象，仍在起步阶段。应该持续加大增殖放流，野生大黄鱼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弄没的，我们有义务恢复它。”

（来源：农民日报）